方面军总部在通江开了会。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休整部队,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实行土地革命,拔除军阀地主的反动社会根基,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基础,为迎击敌人的进攻做好充分准备。
革命的急风暴雨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紧迫的客观形势,容不得我们慢条斯理,按部就班。议决了就干,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先打开局面再说。通南巴地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全面开花,齐头并进,搞得热火朝天。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十桩:
川北地势偏僻,没有经受大革命运动的洗礼。我们党的活动,也长期处在极薄弱的状态。象巴中全县,人口约五十万,却找不出几名党员来。这同我刚到鄂东北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许多农民住在交通闭塞的山旮旯里,连、国民革命也闻所未闻,更不要说什么和苏维埃运动了。好在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极端痛恨军阀地主的统治。提起敌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人们从不称呼他的官衔,而是直呼其名字或绰号(“田冬瓜”),冠以“棒老二”、“”、“龟孙子”、“那舅子”等头衔,说:“我们穷人被他整苦了!”积恨之深,可见一斑。这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
发动群众的力量,只能是红军。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自解放通江起,我们就从部队陆续抽调了数以千计的指战员,由师、团政治部主任带领,组成工作队,深入城乡,走家串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陈昌浩热情很高,亲自部署、检查。政治机关对工作队提出了具体实际的要求,如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守革命纪律,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学习当地方言,注意工作方法等。南江、巴中解放后,我们又统一进行了部署,按各部队驻地划分区域,分片包干,发动群众。由总部直属队负责通江城区和郊区;总医院负责通江以北的泥溪场、苦草坝地区;十师负责通江东北洪口、龙凤场和万源西部竹峪关地区;十一师负责得胜山、江口场地区;十二师负责巴中县城及以南地区;七十三师负责南江地区。这样,部队一面就地休整、补充、备战,一面大力开展发动群众、建党建政的工作,两不耽误,效果较好。
各部队的经验证明,发动群众的重要一环,在于从感情上真正同群众溶成一片。要使群众相信:红军就是穿上军装、拿起武器的穷人,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全心全意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我在巴中对下去的干部说:天下穷人是一家。群众对你有了“一家人”的感情,才能相信你的宣传,跟你起来闹革命。否则,雷打他也不会动弹的。我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同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有天然的感情联系。他们到了川北老乡家里,说能说到一块儿,干也能干到一块儿。挑水、砍柴、背粮、背煤、烧饭、肩娃儿、扫院子、修房子、喂猪喂牛……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干起来又内行,因而容易很快打破外地人同本地人、军队同老百姓之间的界限,短时间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有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事情就好办。
开仓分粮,平分土地 粮食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红军发动群众的基本武器。 川北军阀、地主、官吏,对农民的剥削,简直是公开或半公开的血腥掠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以上的土地,集中在仅占人口百分之六、七的豪绅地主手里,多数农民处于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赤贫地位。土地分等级,交租有区别。一般是上田佃三主七或佃二主八分成;中田佃四主六分成;下田佃主对半分成。“打打钱”(高利贷)盘剥尤重,月息高达百分之十以上,到期不还,利上加利。巧立名目的捐税,如田赋、青苗捐、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灯花税等,不下数十种,一年要征收十多次。封建地租,高利贷,苛捐杂税,象是套在农民身上的三条追命索。加上连年不断的战祸、匪患,许多农民被剥夺得“屋里光光,肚里空空”,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境地十分凄惨。川北的自然条件那么好,而一无所有的赤贫户竟占百分之五、六十,充分说明了军阀地主统治的野蛮性、残酷性。
饥民们过去为何需要“吃大户”?主要是因为大批的土地、粮食、财富都聚集在“大户”手里。川北的“大户”又称“发财人”,就是大地主。一个“大户”,往往囤集着几万斤粮食。解放通南巴后,我军首先是没收这些豪绅的粮仓,救济饥民。每当开仓分粮时,就象赶场一样的热闹。那些衣衫褴褛的贫苦农民,背着背篓,挑着箩筐,从几十里外赶来,喜盈盈地领回全家的“救命粮”,含着热泪,对红军千恩万谢。他们说:“红军来了,穷人才能吃上白米干饭!”
“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废除一切高利贷债务和地主契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口号,对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号召力。这是他们祖祖辈辈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事,红军来了,却成了现实。政治机关印发了“六大”通过的《中国革命十大纲领》和鄂豫皖时期《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作为动员群众,划分阶级成份和掌握政策的依据。分配土地,绝大多数都是以乡村为单位,按土地和人口的总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除留部分红军公田外,一般成人人均各五背田(“背”是川北计算土地的单位,每背相当于二斗粮的产量),小孩人均各三背田,大体能维持温饱生活。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房产、耕畜、财物全部没收,富农的部分没收,分给贫苦农民。中农的土地和财产不动。土地分配中的主体问题是,贯彻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地富家里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并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带来了不良后果。
打倒了地主豪绅,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田地、耕牛、房屋、山林,结束了“打精巴子”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生活。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了支援红军,加紧春耕生产,“不让一寸土地放荒”,努力建设根据地的热潮。
通南巴过去党的基础很薄弱,群众对的性质、任务知之甚少。但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发展一批党员作为领导和团结群众的骨干,又是刻不容缓的事。怎么办?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除个别考察教育吸收(一般是给红军带路、送情报和打土豪中的积极分子)外,还采取了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性质和主张,让群众自愿报名的办法。象扩大红军一样,会场上放一块大门板,上面写着“加入中国报名处”。开完大会后,将报名入党的人登记下来,进行谈话和调查,经政治机关审查批准,即履行入党手续,宣誓入党。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方式,所以当时发展的二百多名党员质量不高,后来逐步淘汰了一些。党的各级组织建立后,发展党员的工作才走向正常化。
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通江县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军队和地方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五百余名。张国焘致开幕词。大会选出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付钟等三十七人组成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同时,新划分的赤江、红江、赤北、巴中、南江五县的县委亦宣告成立。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和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决议,明确了党的任务与建设方向。为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质量,决定成立川陕省委党校,分批训练党员干部。从此,党在川陕边区开始扎下了根基,由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状态,亦告结束。
我军入川之初,从省、县、区至各乡、村,普遍建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履行政权机构的职责。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旷继勋同志担任。他是贵州人,在四川活动的时间比较久,又是蓬溪兵变的主要领导人,有一定的声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大都是在拥军、带路、打土豪中表现积极而坚定的工农分子,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也派人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是过渡性质的政权组织,一面担负分配土地、组织生产、支援红军、肃清反动分子、动员群众的任务,一面筹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正式产生苏维埃政府创造条件。
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在通江县召开了有一百五十名代表出席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明确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根本,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并正式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通江人,只有二十几岁,贫雇农出身,是个拥护党和红军的积极分子。《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川陕省苏维埃是川陕工农兵的代表会议,这一政权是属于全川陕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动群众的”。其任务是在川陕省委领导下,执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和指示,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四川封建军阀的统治,扩大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政权在全川和全国的胜利。省苏维埃政府下设保卫局、军事部(主管地方武装工作)及内务、监察、土地、粮食、财政、交通、文教、劳工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辖新划分的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五县和巴中特别市及包括镇巴、西乡一带的陕南特别区,约一百万人口。会后,各级临时革命委员会,亦均由正式的苏维埃政府机构取代。
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机构,虽然尚不健全,存在不少弱点,但主流是好的。干部的积极性很高,对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支援红军,打击反动分子,组织生产,克服财政困难等,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建立群众组织 在红军工作队、临时革命委员会、地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建立,成为团结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大学校。 工会一一吸收农村的无产者雇农及县城、乡村的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军工参加。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通江召开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了工会章程和各级工会的组织草案,川陕省总工会亦宣告成立。各级工会是“的学校”,担负着动员群众、保障工人利益、改良工人工资待遇、保卫红色政权、提高生产效率、培养工运干部、提高工人政治文化水平等项任务。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会有检查和监督的权利。工会监督苏维埃政府的内容,规定得很具体。如不分田给雇农、贫农和红军、游击队的;在苏维埃吃闲饭,烧,不做事情的;把苏维埃委员当官做,见穷人就摆架子,看不起穷人的;乱拿穷人东西,强迫命令群众摊派物资的;侵占和浪费苏维埃银钱的;包庇反动分子的;本人是地主、富农、流氓、兵痞的;等等,工会有权揭露,召开群众大会罢免。工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组织和动员工人加紧生产、支援战争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当时我们成立了造币厂(造银元、铜元、布币、纸币)、兵工厂(修理枪炮)、子弹厂(红军打仗,要将用过的子弹壳如数交回,送工厂造子弹)、炸弹厂(造马尾手榴弹),脚码子厂(指战员套在脚上的铁器,便于走泥滑难行的道路)、斗笠厂、被服厂、制布厂、制药厂、盐厂、农具厂等工厂,解决军民物质保障问题。这些工厂的男女工人,在工会的团结教育下,加班加点,日夜生产,做出了积极贡献。
妇女委员会——成员为贫雇农、中农、工人、县城居民中的青壮年妇女。负责领导工作的有张琴秋、吴朝祥等同志。后会员发展到三十余万人之多。
“四川的女同志真是好样的!”这是红军指战员对川北妇女的赞叹。我军刚翻过大巴山,就有打赤脚的女孩子跑来,主动给部队带路。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妇女从小就参加劳动,是主要劳动力。男人抽大烟的多,体力不行,家里家外的繁重劳动,便靠妇女来承担。但是,妇女的地位也最低贱,命运也最惨。她们终年象奴隶般地劳动,却经常遭受公婆、男人的欺凌和虐待,经济上、人格上毫无独立性可言。买卖婚姻盛行,“干女子”(童养媳)甚多。她们从小被卖到婆家,当牛马使唤,过着非人的生活。如果反抗或逃跑,会遭受极残酷的刑罚。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切开小腿肚子塞进盐巴折磨,有的被捆起来扔进河里淹死。妇女自寻短见的事,层出不穷。川北妇女的这种社会地位和悲惨生活,决定了她们具有勤劳、肯吃苦、反抗性强、渴求自由解放的特点。
红军到来,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打碎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她们挺起了腰杆,见到了天日。就拿婚姻自由来说,同过去的封建买卖婚姻比较,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苏维埃政府规定,凡男女双方办理结婚手续,必须做到“男从女愿”。政府工作人员要当面问清,才予批准。如先问男方:“你从的她啥?”男答:“我从她人品好,劳动好,是穷苦人。”再问女方:“你为啥愿他?”女答:“我愿他人老实,心地好,打土豪积极。”审查时一定要妇女开腔,表示自愿才行,否则就不准登记结婚,得调查清楚再说。别看是个婚姻问题,动员妇女的作用可了不起。妇女们感觉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所以,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不愧是土地革命运动和反封建的先锋。斗地主、拥军、生产、戒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妇女都站在前列。第一次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有三十名妇女代表出席,有十一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有的妇女白天出来参加活动,晚上被封建家庭捆打、饿饭,第二天照样跑出来干。不屈不挠的精神、实为可嘉。她们在妇女组织领导下,担负起为红军做衣服鞋袜、看护伤病员、侦察敌情、运送粮食物资、代耕军属土地、动员扩红等任务,搞得十分出色,是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就是在这种基础上诞生的。
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青少年的革命组织,主要由红军中的共青团员和原少共国际团的成员协助建立。以共青团为领导核心,把广大青少年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任务是打土豪,站岗放哨,捕捉敌探,传送文书,帮助困难户和红属担水砍柴耕地,积极参加扩红,认真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等。青少年极少保守思想,富有革命和进取精神,朝气蓬勃,是一支创建根据地的有生力量。后来成立的红军少年先锋师,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贡献是突出的。
烟毒是川北人民的一大祸患。军阀田颂尧在通南巴一带勒令群众种植,每年收税达二十万银洋。结果,造成了三多:神的多,吸的多,迷信的多。男女老少,不论生大病小病,都靠吸治疗。敬神敬祖,也把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抹的尽是烟膏子。人们说笑话:川北连老鼠都想抽大烟!所以我军进据通南巴后,立即广泛宣传抽的害处,打破群众的迷信,发出戒烟号召,禁止继续种植。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了戒烟局,推进这一工作。当时,方面军政治部机关报《川北穷人》,登了一则消息,反映起步戒烟的情况:
“我们通南巴的穷人受烟的毒害甚深,苏维埃政府为除此害魔,解除我们穷苦工农的痛苦,特设戒烟局,精制戒烟丸,平价赠送穷人戒烟。据戒烟医生报告,连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余(人)完全戒脱。四年者即需一个月,毫无痛苦。(患)烟瘾的同志们:坚决起来和这毒魔作斗争啊!”
刚开始戒烟,响应者寥寥。许多烟客持消极对抗态度,有些甚至制造谣言,挑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才逐步将戒烟运动推向高潮。群众分到了土地、房屋、耕牛,有了过好日子的希望,铲除烟害,便成了千家万户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妇女,深受烟之害,男人们抽大烟,不仅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目倾家荡产、卖儿卖女也在所不顾,确实坑苦了她们。因而,她们最相信红军和政府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是戒烟运动的积极分子。戒烟对象重点是青壮年。凡是政府干部、员、共青团员、红军战士,一律不准抽大烟;对一般青壮年群众,要求自觉自愿,早日戒绝;对积习甚久的老年人,则适当迁就。戒烟运动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采取的方针和方法又比较对头,短期内取得了明显成效,仅巴中县城,戒烟的人数即达千人以上。这对保障人民健康,发展生产,稳定群众生活是有利的。唯当时要求抽大烟者不准参加红军,影响了扩红数量。我们后来改为先入伍后戒烟的办法,才解决了兵员补充问题。
我七十三师尚未解放南江,王树声师长即报告说,驻该县桃园寺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与红军接头,表示愿意起义参加红军。任玮璋原是杨森的一名旅长,兼渠县县长,绰号“任胡子”。因不满杨森,把队伍拉到田颂尧“防区”,被田委任为旅长,盘踞在南江北部桃园寺一带大山区里,打富济贫,占山为王。升钟寺起义的领导人、员张逸民和李载溥,就在这支队伍里。任玮璋愿意率部起义,是张逸民他们影响和鼓动的结果。
方面军总部研究了这件事,同意收编任玮璋部,由七十三师和他们具体谈判。结果很顺利,该部两千余人遂编为红军独立师,由任玮璋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李载溥任政治部主任,方面军派刘杞去任师政治委员,还从七十三师调了一批政工干部去做政治工作。伺后,该部配合七十三师作战,攻占了南江以北的甄子垭、芦角垭,为解放南江作出了贡献。这是一支旧习气很重的队伍,纪律涣散,普遍抽大烟,经常抢老百姓的东西,影响红军声誉,大家很不放心。反三路围攻开始后,张国焘派陈昌浩去南江,将该师拆散混编,并清洗了一批军官。任玮璋、张逸民则在后来的“肃反”中,被张国焘下令逮捕杀害。
通南巴是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各县都有一批“东坝天”、“南坝天”、团总、惯匪、地头蛇,长期鱼肉乡民,坑害百姓。土地革命中,这些家伙的反抗和破坏活动,相当厉害。有的造谣惑众,威胁农民,土地明分暗不分,继续收租逼债;有的隐瞒成份,假装积极,混进红色政权机构为非作歹;有的勾结土匪或边缘区的敌军,袭击红军,杀人放火,反攻倒算。南江县有个大地主,公然拉起人马,进行反革命叛乱。不坚决他们,群众就难以发动,根据地也无法巩固。
当时杀了一些地主豪绅和反动头目,推动了土地革命运动的深入。一般是由群众检举揭发,保卫机关审讯查证,而后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就地正法。我是不主张杀保甲长的,因为他们中不少是穷人出身,为了混饭吃,给军阀地主当差跑腿。只要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就不宜当敌对分子处理。但张国焘不以为然,把多数保长、甲长当反动分子看待,杀了一批。把开烟馆的和当道士、和尚、阴阳先生、、卜卦者,也视为异己力量,剥夺其公民权。这就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了对抗我们的社会势力。
川北交通闭塞,山高林密,是“棒老二”聚啸出没之所。红军入川后,有些地主豪绅和兵痞流氓又逃进山里,勾结土匪,对抗红军,残害群众。为巩固根据地,我们决定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依靠群众,消灭土匪。一是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派出小股部队进剿;一是利用土匪的家属去做工作,劝他们放下武器,改邪归正。成绩最显著的,要算傅钟等同志争取曲江洞二百多土匪投降一事。曲江洞位于通江以北的两河口地带,距我军的战略后方苦草坝不远。那个山洞很大,能容纳一个营的兵力。地势险要,只有一条架在深壑之间的独木桥通过,上下左右都是绝壁,洞里有水,有囤粮,利守难攻。傅钟等同志用给土匪头子写信的方法,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逐渐和他们建立了往来关系。最后将这股土匪全部调出洞子,经短期训练教育后,少部留在红军,大部释放回家。那个山洞,成了红军安置伤员的地方。在巴中县境,主要是会道门组织“盖天党”捣乱,共两千多人,也被我军逐步瓦解和消灭。由于方针比较对头,经过军民一起努力,短时期内基本上消除了根据地内的匪患,有力保障了群众的安全,大幅度的提升了红军的声望。
毗邻川北的陕南西乡、镇巴一带,有过党的活动基础。我军入川前,曾给当地的党组织一批武器弹药,帮助建立了游击队,开始坚持武装斗争。游击队后来又争取了一部分“神团”和土匪队伍加入,根据陕南特委的决定,建成红二十九军,形成了以马儿崖为中心的一片游击区域。军长兼政治委员陈浅轮(陈潜)。为加强陕南游击战争,方面军派刘瑞龙去该部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九军共有两千余人,但很少。他们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不断同“进剿”的优势敌军战斗,扩大了游击区,控制了从陕南到川北的一条通道,牵制了敌人一个旅的兵力,积极努力配合了通南巴的斗争。
然而,不久即发生“马儿崖事变”,红二十九军被搞垮。一九三三年三月间,田颂尧已向我根据地发起三路围攻。红二十九军原收编的一些“神团”、土匪头目和骨干,趁军部派一部分兵力外出剿匪,刘瑞龙同志带人回川北领取武器弹药的时机,发动叛乱,袭击马儿崖军部驻地。军的主要领导人陈浅轮、陈子文、李艮、孟芳洲及一批骨干,猝不及防,或在战斗中牺牲,或被俘后遭杀害,队伍大部被打散。红七十三师闻讯后派部队赶去支援,为时已晚,半途而归。后该军余部一百余人即编为陕南游击队,继续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
酿成这一事变的根本原因,是部队发展太快,成份不纯。对收编的“神团”、土匪队伍警惕不够,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打乱建制,做改造,清除反动头目的影响。建立和发展红军队伍,一定要坚持依靠基本工农群众的阶级路线,注重质量。尤其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弄一大堆土匪、流氓、兵痞、会道门分子进来,鱼龙混杂,是很危险的。马儿崖事变血的教训,便是证明。
我军在川北立脚后,获得了大批粮食、衣物补充自己,经短期休整,面貌焕然一新。各部队结合土地革命运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保卫革命果实。师团均成立了新兵营、连,妇女独立营也组建起来,进行训练。全军发展到一万八千人,每师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建制和装备比较齐全。十师师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十一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十二师师长何畏,政治委员甘元景;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很注意优待军属的工作。开军属会议,把送子参军的大爷、大娘请来,喝碗茶,吃顿肉,讲讲参加红军的好处,问问有些什么困难,每家还发一面红纸做的光荣旗子。参军的红军战士都分有土地,由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派人代耕。这些工作,对推动扩红,解除红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有明显作用。
各县、区均建立了独立营、连,乡、村普遍有了赤卫军组织,按军事化的要求训练和行动。地方武装主要是在“保卫地方,保卫家乡”的口号下,维持地方治安,捕捉反动分子,协助红军做工事、筑木城、修桥铺路、侦察敌情、剿匪等。开始,地方武装的武器弹药很少,装备多为大刀、梭镖、土枪、长矛、棍棒,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才有所改观。
“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这副对联,生动概括了大巴山下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斗争情景。咱们进行的上述一系列工作,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发动群众四个字。党和红军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立脚在川陕边的斗争舞台上,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戏剧来。